Globalis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摘要：對於美國都市政治學的研究，現在多以地方經濟發展的議題為主，這些多位於著重在更多全球空間經濟的分析上，這是新的都市政治學。新都市政治學的中心邏輯是流動資本選擇城市或社群的其中之一，這種競爭不利於在城市或社群生活的分配結果，本文主要的論點集中在三個地區：競爭代理人的身份；廠商競爭的概念支持流動資本的中心理念；這些資本競爭的分配結果。抽象的嚴重問題與資金吸收的概念在本文中將會被驗證。
引言
過去的數十年，美國都市政治學研究的中心主題，已經變為『都市發展』或是更明確的界定為地區經濟發展政策。隨著解釋中心範圍重心的轉移。都市政治學變得更『全球性』，且更加強調非地區起源的社會力量。在國家甚至國際間，現在主要的條件係為空間經濟，或是更明確的界定為空間經濟政策。商業的地方選擇，可看做是自治市的一個主要概念。同樣地，高度的利益（常被忽略）在州特別是聯邦政府間的空間差別政策所產生。
在其他方面，作者所論及的政策稱之為新都市政治學（NUP）。但是當大量的知識湧入，新都市政治學是處於完全不安定的情況。有些過度發展的問題被發現，而同樣主要的課題是關於政治與經濟間的關係。
這些論述將受到邏輯的批判，而在其他方面，傳統管制的爭論也常在文獻中出現。邏輯的中心是社區或城市中，其內部的投資或運輸工具運送資金所表現出來的資本流動，這些經濟發展間權力糾纏的關係。典型社區悲觀的看法，也常在一些同類的文獻發現。像是新經濟政策，浮現出世界發展的開始的經濟危機。他們包括一些世界城市的文獻，以及處理農作停產與『荒廢地帶』（rust belts）的產生。
新都市政治學的描繪
NUP有兩個中心主張。即有關主旨與解釋的架構。
在主旨方面，都市政治學影響到地區經濟政策發展。更多世界的焦點在於：地方政府在都會區中的主要購物中心競爭；透過公共的投資來活化城市商業區以及被隔離的購物中心，促進舊城再生（gentrification）；……
在解釋的架構方面，大部分全球事件主要是經濟特性，但是有時更大多數是是政治。對於的城市或社區定位上，在他們各別的地區經濟發展政策，較經濟因素更著重於地域性。像是一些地區的合作。但是更典型的焦點在於透過廠商中勞工的空間分化，帶來不同類型的國家或國際尺度。新組織的創立，的確帶給城市的地方經濟發展政策長遠的意義。在這之後如何競爭，或設置中心組織機構，是否需視廠商於單一地區，維持這些不一樣的功能？
由全球空間經濟的關係觀之，城市是由競爭而產生的。城市和其他城市競爭投資機會。既然城市中有一些地方上的經濟利益，這樣的競爭是必須的。這些利益常構成『城市』或『社區』，包括不僅是勞工，還有一些商業，像是地方報紙、公共事業及地方政府所依賴的地方稅基。
此外，投資者間的競爭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此影響力起源於他們的流動性，而來參與城市間的競爭。結果，城市提出各式各樣的鼓勵手段，鼓勵主要或非主要的公司帶來他們的設備、辦公室及倉庫…等，設置到各個社區。特許權也許包括減稅、實質基盤設施的提供如水管、污水道，但是有時是會議中心、機場擴張，使得對於特定形式的投資更具吸引力。所以一般的情況是將社區內流動的商業重新分配。
機構（Agents）的問題
在即將來臨的新都市政治學的爭論上，有個很重要的課題是關於機構複雜的本質。他們顯示出某些過程，但是是誰或什麼機構參與這些過程？有篇文獻說明城市或社區為爭取廠商投資，而相互競爭的現象。確認一些社會目標，像是一個機構認為他有權力去做某事，如設施的地點、對廠商提出某些特許權。對個別而言沒有問題，但是這個例子提及怎樣產生更明確的集合機構（collective agents）。
這個案例的權力或能力是藉由集合機構，像是地方政府、廠商或工會來協調行動的一致，因此實現一些具體的目標，需要透過這些權力的調度。這樣的協調涉及補助金的同意，但是亦可能涉及財政的支援、樂意負擔會員的費用或稅…等。
廠商是集合機構，能夠透過例如規則的投票、貨物的儲存，來加以協調。協調可將焦點放在單一目標如利潤，而變得較為容易。『社區』或『城市』是不一樣的問題。他們並沒有權力去和廠商談判，即使他們能夠解決協調時的問題。這樣的障礙，也許是由扮演內部投資協調角色的地方政府，或公私合夥的局外人觀點。但是當時所浮現出的課題及行動協調的問題，構成了『城市』或『社區』。
『社區』的概念現在成了一個問題。清楚的運用文獻去指出利益，以及『社區』中的單元缺乏正確的社會科學概念，但是它寧願去做溝通及行動和意義的協調，而不願做特定社區群眾利益的協商，這是Habermas在生活世界的概念。『資本對社區』的水是混濁的，這是否顯示出社區表現出的任何事情並非資本：當水是清淨時，資本即構成公私合夥關係中的私部門。
換句話說，鑑於範圍內的廠商協調，使得焦點更容易放在單一目標，如利潤；在『社區』或『城市』中，有許多高度的利益必須加以協調，假如議會組織的權力-並不僅地方政府，而是商業組織像是貿易協會-運用在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Sanders及Stone在與Peterson對於城市＼社區使否有單一利益的辯論中，描繪出一些工作的廣度。但是他們的結論並未令人滿意。他們反對Peterson的經驗主義，他們的策略是著重於分配在城市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種類的嚴重衝突上，但不論及必然發生的衝突。藉由新都市政治學將焦點著重於在特定地區利潤、租金、工資及稅基，而強調對於不同類別的地區經濟成長。假如他們要使工廠存續、勞工獲得工資、地主＼財產資本必須佔有租金，以及州機構必須有稅基，他們必須意識到資本經濟廠商必須佔有利潤。這是在資本社會中必要的衝突，包括如何協調成本內部投資的分攤。
地區經濟利益的擴張，係由資本家/勞工/州機構利益，在特別地區佔有利潤/工資/稅而加以提昇。Cox及Mair曾經討論過地區依賴的主題。在美國的城市、公共事業、銀行、財產資本及地方政府，是聯合組織的前方，其目標是藉由內部投資來擴張地區經濟。地區依賴有著完全不同的原因。對銀行與公共事業而言，限制到其他地區擴張，使他們的擴張有著地理風險的困難；公共事業有很長的投資生命，必須經由銷售分期償還，必須在領土範圍內才有經營權。地區市場的顯著成長，假設增加他們的重要性，地方依賴的邏輯，對於財產資本或更多開發者是不同的。成功的重要決定者是地區資訊與信譽：地區住宅市場及趨勢的資訊；以及對建商與銀行的信譽。然而對地方政府而言，主要是地方政府間重新分配地方稅基的信任問題。
地方經濟發展計畫—興建必要的基盤設施、提供區位以刺激特定商業及遊說州去改變勞工法律—對不同的地區顯示出來的利益，明確的提出成本利益負擔的差別。因此，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發展，如同Sanders及Stone曾經斷言，其具有高度的政治化。但是這是未來一個必要的附帶條件。
假如有一個機構競爭內部的投資，當時是一個明確的地區或都市的聯合成長，地區依賴的利益描繪出勞工強烈易碎的輪廓，也許是建造的合併、或財產價值的鑑賞。透過這些結合的活動力檢查，此外我們亦可以洞察像是『社區』或『城市』的運作。這些活動的部分是意識型態特性：明確的論點可以吸收或使對手中立，特別是地方階級結構中的非商業部門。意識型態在這方面增長的重要特徵是他們地區的特質。這強調工作與稅基投資增加的流動性。根據這個觀點，在領域的掙扎，組織了投資的人口。穩固的表示稅的減少、基盤設施及吸引投資的風氣。人們必須忽略這些不同，像是雇主及員工的劃分、或地位的界限，此後，穩固的新投資將透過慢慢匯集而提供利潤。
這個思想意識觀點的陳述似乎是相當適當的，而新都市政治學大部分是不加批評的。當然不同的是，或許是至少有些處於困境的，承認藉由都市合併成長來分配。但是其仍提出一些基礎領土意識的假設，包括流動或靜止的想法。領土意識的名詞在美國是相當普遍的。
廠商的競爭
對於廠商特許權的邏輯，考慮到因不同區位尺度而產生的特別地區的投資。此後的爭論是，廠商是流動的，但必需依賴在不同靜止的投資（社區），產生稅基連續的健康情況，然後他們才增加影響力。社區對於競爭資本的召喚，必須向上頭取得特許權。然而這裡爭論的是，這些廠商是這些城市間自然競爭的目標。
增加替代的區位和特定競爭形式的假設有關。
因此，優勝的觀點並非明確的，但是特別的競爭邏輯是由容易替代的區位所承繼，所以中心優勢的學說是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其邏輯是由競爭的調整而外生的情況，提供新的成本減少或優勢。在這方面的競爭合計，例如，當他們學習去做的更便宜時，會從一個供應商到另外一個；藉由其他廠商能使勞工的操作過程更為便宜；新的技術讓他們變得更有效率；雇用更便宜的勞工，像是增加婦女勞動市場的供給。
在新都市政治學，這個競爭藉由空間形式所展開：並不僅是一個新的供應者，但是別處新的供應者更便宜：並不僅是因為技術差而勞工便宜，但是別處的勞工更便宜。這樣區位謹慎的改變，可歸於三個改變，其允許浮現出新的勞工空間分派—有時是廠商內部，但並不必然—區隔較低的技術生產工作，並重新分配他們到低工資的地區。這些低工資的地區也許是低度開發的國家，但也許是在小鎮或地區，像是美國南方的陽光地帶（Sunbelt），內部更為發展的國家。
因此，根據這些辯論，有很多機械化（deskilling）的勞工過程。藉由消除對技術的阻礙，而獲得更便宜的勞工。其他的情況包括運輸改革、通訊及廠商縱向的整合。空運容量的增加、衛星通信的改善、傳真機的增加，有效的延伸了各類不同區位的辦公室或地區的聯繫。產生了更多區位的選擇，例如，工業組織—在廠商及其轉包商間。同時，較不顯著的爭議是縱向廠商間的整合，可以減輕他們需與供應廠商聚集來購買原料的依賴。
但是儘管不明顯，廠商間的競爭應該需加以表明，否則嚴重的懷疑將會是新都市政治學的成本。
一個問題的切入點是廠商的資本空間經濟競爭，近來由Storper及Walker所提出。其討論的主題，將焦點放在弱勢競爭與強勢競爭間的區別。弱勢競爭的運作大多數在於水平的交換。廠商藉由找尋最佳的材料、技術及低價勞工的提供，而獲得商品市場上競爭的基礎。競爭由資本及勞工在部門或廠商間的移動而獲得平衡。這個平衡是資源區位的最大效率點，並描繪出技術、組織或制度情況的結局與調整的過程。
但是他們指出，一個爭論在於依賴弱勢競爭的理論假設，在邏輯上是無法支撐的。假如市場價格的調整同時發生，則將沒有競爭利益的可能。為競爭而擬定有利的策略，並不僅需思考虛弱的概念，亦需思考『強壯』競爭。
在強壯的觀點，競爭使得資本家生產有突破改革，為取得競爭的優勢，因此不斷地建立情況，推動經濟成長及保持清楚的平衡。因此資本家積極的尋找方法，以改良商業的運作，去做從來沒做過的事。這包括新產品、新型式的工作組織、更好的機械、不一樣的材料、市場的改善、經營管理的調整及創造資金。
所以，除了調整--技術、勞工技能及產品等—內部情況外，需注意廠商外部的運作，並藉由生產的改革增加競爭的利益。全球新都市政治學的爭論是地方問題，建構在弱勢競爭的假設上。在全球化的角度上，廠商調整以獲取競爭利益的新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我們可以從技術（機械化）、交通成本及廠商組織（整合）的改變看出來。這些隨後的利益隨不同國家的發展程度而有所差異。寒冷地帶及陽光地帶的都會與小鎮，最後將會在新的空間平衡達成後消失，但是確實在勞工成本的重新分配。『社區』能夠試著抵銷企業進駐寒冷地帶/大都會/第一世界的各類引誘，但是這將產生簡單的重分配的結果。
強勢競爭的假設有涉及不同的層面。根據這個觀點，其能夠沒有短期或長期的空間平衡。廠商間不穩定的成長，因此區位間的關係不可能被廢除。一個強勢競爭必然的結果，而強勢競爭是未來資本累積所必須的，為消除威脅，迫使廠商發展做出同樣事情的新方法。而完全不承擔流動的方法藉由弱勢競爭，強勢競爭在空間植入的結果，地主階級統治的經濟活動或早先地區依賴歸納，來假設。在其他方面，廠商藉由地區局部的植入及獨一無二的優勢而下錨，允許他們佔有超額利益（super-profits）。結果地區能夠體驗長時期的昌盛。在另一方面，超額利益的結合與空間引誘，開啟分配問題的可能性，更多回應『社區』：在第一方面，超額利益意指有一些沒有威脅的商業淺力必須重新分配。在其他方面，空間的引誘，也許能使廠商因為協議的取得而離開。
強勢競爭與地區植入或地區依賴間的關係，需要考慮更長的尺度。在某部分這是一個標準化的問題，或更明確的說，是勞工技術的去標準化，部門及隨後市場對於新產品或新技術的發展。新的產品與技術暗示著有新的知識。其建構在既有的知識與理解上，但在他們之上。定義上，新的知識在改革廠商上是獨一無二的，因此為特殊的、地區的、勞工市場。這也就像是他們需要新的零件與材料，所以新的知識將會在其他地方被需要，進一步區位亦會影響廠商。這些供應商也許是在地區的，也許不是。協商談判需要詳述與設計，且需測試新要素或部分的提出，是否對合作區位上有利益，但是廠商間長年的關係，也許能夠提供對抗性的利益。這些是有著廣泛的變動性。
強勢競爭並非僅是限於生產與技術的改革的狹隘概念。廣義的定義上，『技術』包括廠商與廠商間的組織。這像是有潛藏的影響。近來即時動態系統的發展十分受人注意。這是為了各類的理由，像是去做清算成本及品質控制，供給能夠在短時間被注意，假如系統能夠有效率的運作，供應商將不會超過兩個鐘頭貨車運送的距離。這可以明顯顯示出廠商間聚集的結果，聚集要再重構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會妨礙區位上的考慮。
此外，廠商間互賴的發展亦潛藏在區域中。許多交易依賴地區的供應商、轉包商、專業的服務勞工，也許，他們能夠在重要的競爭利益上互相信賴。在危及其商業利益仍可能被取代而變質。這個不確定性會隨著區位重置（relocation）而在任何地方發生。而然後隨後的區位重置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學習，如轉包商等，將會在說話、提供良好的部分、契約的遵守、命令的迅速及喜好等方面，充分檢驗他們的可靠性。
這些爭論並沒有脫離標準化及非標準化的討論。信賴關係不同的發展，因而造成供應與委託關係的非標準化。剛好在顧客需要的時候提供物資或服務（Just-in-time），是非標準化的供給區位。這也對勞工造成影響，既然Just-in-time應用在許多相關工廠的聚集界限內。增加金額在高價的技術上以排除暫時的瓶頸，學習發展工作上平穩的製程。這需要避免勞工流動。
因而這篇報告的暫時結論是，地區是不可或缺的，在專有的超額利益上是沒有替代的資源。為延伸他們替代性的限度，超額利益被忽視掉。但是資本家廠商間的競爭，使得他們朝向發現或發明新的競爭優勢，因而報酬率僅是普通。
很明顯的這並不是在爭論一些改革、狹隘的技術或組織、產生不平常的報酬率或保證特別地區的未來。不穩定的發展所取得的地點，並不僅是在空間上，也是在時間上，所以區位改變他們之間關係的等級。有些可能會有新的成長或取代下降者。工作過程的改善，也許會使允許地方分權的特定地區的工作喪失。非技能化（deskilling）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所以協調時空發展的改變，並不能預期：只有那樣將會改變。
同樣重要的並不在於Storper及Walker鎖定意象是『虛弱』的表面上的競爭。兩者在資本主義存在的傾向，產生雙向且具相互關係的空間集中與分散的趨勢。有一個在新都市政治學的的事實，但是它是有保留的且風險過分擴張。後來的工作稱為『新產業空間』，提供了一個勞工廠商的空間分化及淘空舊工業區域，有用的對比。他們也企圖將兩個極端給綜合：在其他方面的新產業空間文獻，以及在當代都市研究中，過度全球化觀點的地區全球化問題特質的廣泛的文獻。這也刺激了Amin及Thrift的思維。
此外，這個世界明顯的並無法分離強壯與虛弱的競爭。同一個廠商也許兩者都是。區位上的重合的組織總部、研發與生產技術隨著流動性的辦公室與工作的聚集。『強壯』與『虛弱』的區別需要接觸與在意。從非常強壯排列出多種的策略，一個廠商在技術或產品的地點競爭，及持久的風氣，也許透過策略的模擬可以降低競爭所產生的風險，像是近似於完全競爭者。同樣的這並不容易且清楚的在廠商或設備間極化，固定於某些無可替代的特定地區（像是在紐約有辦公室的廠商）。
應該可以預見廠商與地區不穩定發展的關係。地區可能包含（較）強壯與（較）虛弱的競爭。小的城市也許像是大城市包含一個或另一個，但並不會是兩者。大的城市—或是在大城市中更明確的民眾、組織及廠商—在他們本身的再發明上也許更有影響力。
此外，廠商競爭的再集中與其區位上的牽連，暗示分配上的問題，在新都市政治學中幾乎沒有提及。明確的再分配可能是在最小的『地方』區域，有超額利益與準地租，會分離到社區的利益。廠商對區位社會關係的依賴，若與新都市政治學設想的一般情況對照，則暗示社區也許有一些協議好的利益。
分配的問題
關於新都市政治學的分配問題，當然中心還是資本家的不公平。然而他們嚴肅的過份簡單，甚至誤會。在一方面，假設弱勢競爭的制度及區位的替代，相信這將會是『社區』分配的利益，使得內部的投資能夠小心仔細的提出。在其他方面，新都市政治學的中心結構，在流動資本及社區間有不均等的權力，此暗示假如排除，則分配的掙扎將會流向社區利益，給與自由取向者優勢，貧窮的民眾將會獲益。我們現在確實看到最後的部分，介於廠商權力關係間的強勢競爭，可能和新都市政治學的預期很不一樣。然而，滿意的分配也許是新都市政治學必須承擔。
在第一點考慮成本的配置，必須由都市成長情況下的強勢競爭來思考。根據新都市政治學的城市/社區，或是稱為都市成長聯盟彼此間相互競爭，藉由提供各式各樣的獎勵來吸引廠商。這表現在地區人口的成本上：付較高的稅作為機場的或商業會議中心的改善；加稅以避免稅收不足；土地使用改善的對鄰近地區的衝突。
『社區』像是都市成長聯盟，的再集中，擴大了地區內成本分配的不均勻，所以一些元素也許較容易獲得許可。Stone(1987)試著藉由區別他稱為革新的經濟發展政策與法人（corporate）的政策，去獲得多樣化結果的可能。法人的政策大多數將成本轉移到一般階級。在其他方面，當利益在稅收的流動方面轉移到公共使用時，革新的政策轉移地方經濟發展的成本到法人的利益上。
特別是從誰付費的立場，競爭策略的範圍變得更廣。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增加成本，但是這些成本是否運用在特定的地區居民、勞工、政府或商業，則是一個附帶的問題。思考成本多樣化的使用並不困難，常加在非居民上。會議中心可能可藉由飯店或汽車旅館的稅提供，大多數是由非居民負擔。州與議會的立法者追求選民的喜好，大多實行『豬肉桶』（porkbarrel）形式的立法：水災將會開啟新地區的投資。地方政府必須接近州的計畫，其可以獲得錢的撥用--例如勞工訓練及高速公路的改善，所以容易將注意力放在內部的投資。
更多地區競爭利益的轉變，也需透過更多州的中心部門。中央州的立法，想要創造不同地理區位上的適合競爭的優勢。美國東北部的州長聯盟的構成、美國東北部與中西部議會的聯盟，以及美國南方的議會爭奪聯邦經費的分配，而福利經費則給予良好的方案。
換句話說，地方經濟發展政策及計畫是否熟悉地區，是一個附帶問題，所以都市成長聯盟的競爭，在某些方面也許是較政策容易的。這並非說其不會引起困擾。成本的具體化常是企圖要使地方的納稅人、屋主、勞工承擔這成本。因此政治，是中央決定誰將承擔競爭策略所帶來的成本。無論如何地區的反抗，必需依賴地區雇主的多樣性程度、地區經濟的成長率等。此外獲得地區喜好的過程，常是一個互相吹捧的事情，因此造成沒有人輸掉地區經濟發展政策上的財政假象。
現在重新翻轉再分配的可能性，藉由政權於廠商間的強勢競爭，我們可以發現弱勢競爭的事實是，新都市政治學太悲觀，而強勢競爭面臨期待將太過樂觀，當強勢競爭承擔減輕了區位上的替代，製造再分配的可能，任何再分配活動的方向，並不必然是較少特權的優勢。
焦點放在房屋價值的例子中，提出另一種方式提高強勢競爭分散結果的準地租分配。很有可能在投資商人的財產資本、開發者或地主，在土地價值的增加時，要求較多的分配。地區成長的結合與過度發展地產市場，並不是不尋常的。可能透過高速公路的延伸或公共服務的提供，而改變土地使用。這需要快速明顯的，所以開發者能夠，透過提出住宅與鄰里地區設計的『新概念』，吸引買主拋開既有的知識，但是仍需經過開發者間的競爭。
所以當再分配發生時，特定的利益團體將不會完全清楚的表現出敵意。注意新都市政治學的設想，在『資本與社區』間的權力移轉獲得平衡，將會帶來資本與勞工間，或是不同工作層級間，嚴重的重新分配。重分配的輪廓，實際上是一個附帶的問題，而且依賴在區域權力關係上。這些權力關係將贊成少數的特權的社會階層是不太可能的。
最後的評論
新都市政治學探索，藉由注意更多全球事件的領域，提高了對當代都市政治學的瞭解。爭論的焦點在於資本與地方『社區』間權力關係的核心。由於市區與郊區相對的流動，這關係似乎有明顯的資本優勢。
這篇文章有一些決定性的假設，無論是明指的或暗示的爭議。這些爭議包括有關機構涉及的本質；廠商間競爭的特色，包括可能的承擔、運輸的變化、廠商組織與去技術化、新的區位考慮；中央邏輯的內部投資所涉及競爭的分配。
爭論的固有問題與症狀，可在新都市政治學文獻中獲得證明。這同時是方法與理論的問題。之前方法論的討論，有個嚴重的抽象問題。例如在文獻中可以發現，附加條件需求的混亂，或是更為抽象的概念。對內部投資強烈的競爭，以及相關特許權的同意，是當代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一個地景特色，但是這是十分廣義的。這廣義的想法，迫使資本向下消耗假設合理足夠的勞工資金，但是多樣的方法，轉化成為地區成長聯盟的策略，並非他們所有都有明顯的立場看法，是被低估的。
『強壯』與『虛弱』競爭的討論，暗示出資本概念的問題。資本的概念大量在新都市政治學中被呈現，但是像是世界都市文獻或其他分支，是一個特權交換的概念。而假如資本僅由商品交換定義，則競爭可以假設為『虛弱』的形式。這也需承擔強調交換結構，像是資本剝削勞工的方式：重新分配新都市政治學的中心結構。
在資本交換理論下，競爭變成附帶的問題。John Weeks曾論及（1981），資本交換理論像是，新古典經濟包含他稱之為競爭的『數量理論』。競爭是一個廠商數量的問題。這個觀點也是其他資本交換理論觀點的表面。同樣地，甚至當滿足數量的標準，競爭壓力的變更是根據新的、外在給予的、技術的利益及資源的可利用性。
這是一個真實競爭觀點的對照，必須由資本生產的關係承擔：資本生產關係的概念，換句話說，即為馬克斯的勞工權力的『雙倍自由』（double freedom）。根據這個觀點，廠商的數量相當接近這個觀點，廠商也許會用不同的方法完成獨佔的權力。勞工薪資的自由將會被一個廠商甚至其他分支重新調整。廠商開發新的產品、新的做事或組織運作的方式，因此，因為他們必須去選擇，等候外來的技術或是新的產品。
全球互賴理論的課題在於，競爭及其與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關係是非常即時的。這篇文章從頭到尾的結論是地區的知識發展多寡，從關閉者及更多的抽象觀念的關鍵注意來獲得。當然這將包含資本本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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