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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半世紀台灣經濟發展歷程，在戰後期間台灣的農業發展不只為鞏固台灣當時的經濟生產，並且在經濟轉型結構中扮演要角，更進一步對台灣經濟奇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自1980年代後，台灣產業經濟結構，快速轉為工業所支配帶動，因此農業的就業與產值，在台灣發展進程的重要性便快速衰減。由於貿易自由化與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台灣鄉村發展面臨巨大的危機與挑戰，是以農業與鄉村政策的轉型便成為是當前臺灣的重要議題。

Paul Cloke (2000)在R. J. Johnson等人所編的《人文地理學辭典》所作的定義，鄉村是：

由大片像農業或林業這種土地使用所構成的地區，或大部分仍未發展的開放空間；它包含著很小的低階聚落，展現出一種房舍與週遭沿伸的開放地景之間的強烈關係；它被認為會形成一種生活方式(way of life)，特徵是由一種基於對於環境的尊重以及生活行為本質，而由廣闊的地景所造成的識別。
鄉村發展一詞意味著以改善鄉村人民生活品質觀點的鄉村地區整體發展，所以這是一個綜合且多面向的概念，包含了在鄉村地區中的農業相關活動、鄉村與農舍產業、社會經濟基盤設施、社區服務與設施等人類資源（Singh, 1999）。就現象來說，鄉村發展是一個多種實質、技術、經濟、社會文化及制度因素間互動的最終結果，就策略來說，這是為了改善經濟社會福利的特殊群體而設計的；就學科來說，在本質上是屬於多學科的，代表著農業、社會、行為、工程與管理科學的交錯結合。

全球化是當代資本主義難以逆轉的趨勢，透過全球化，都市居民可以掌握移動的科技、能力與速度。面對全球化經濟生產分工的調整，許多國家境內的鄉村地區都有失去若干原有經濟作物生產的可能，更有許多傳統作物不再具有經濟生產效益，而造成許多原農業區面臨沒有產業的命運。至於鄉村居民，絕大多數被定著在空間之中，無力抵抗時間與來自資本的侵蝕。面對後工業化社會，鄉村地區勞動力老化、教育與所得水準的難以提升，鄉村數位落差的惡化，難以接連重要的都市社會資訊，鄉村因而落入一個現代知識貧窮，空間社會邊緣化的惡性循環之中。

然而全球化經濟分工影響了一個國家內的整體土地使用政策以及發展規劃內涵終究是個事實，也因此我們對於全球化對於鄉村轉型的影響不得不重視。鄉村規劃發展學者Terry Masden (1995；1998)提出「調節鄉村新空間」(regulating new rural spaces)，將原有空間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透過「調節理論」（regulation theory）與「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來檢視鄉村空間行動者之間的權力網絡，並重新界定「鄉村性」（rurality）。

進入廿一世紀，台灣不可避免地被捲進愈來愈快速的全球化趨勢之中，不僅經濟層面如此，在社會層面亦因產業變動與全球流動而面臨更多衝擊，不論城市或鄉村的社區都因此面對諸多發展的困境。在鄉村地區其衝擊尤其明顯：傳統產業外移造成的都市人口回流鄉村、初級農漁業受到世界貿易組織的約限而荒廢，以及外籍新娘改變人口結構等等，使得台灣的鄉村不論在生活、產業、福祉與環境發展上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鄉村的居民面對蠶食後的土地，只能默默的承受，鄉村正是台灣在邁向全球化的過程中，被壓榨而無力反抗的單元。

自1990年來，對於鄉村土地使用規劃的論述已漸漸從生產主義（productivism）走向後生產主義（post-productivism），這樣的概念也已經在西歐（Wilson, 2002）、丹麥（Kristensen, 2001, Kristensen et al., 2004）西班牙（Hoggart and Paniaqua, 2001）與澳洲（Argent, 2002; Holmes, 2002; Wilson, 2004），甚至也已經應用到一些發展中國家（Wilson and Rigg, 2003）。所謂的後生產主義，Fitzpatrick（2004）認為其就像後就業模式般可以被制訂為正式與非正式之有價值行為的多重形式，是可以被識別與培育的，他並且將其與環境倫理連結在一起，將這些環境價值視為是一種經濟特質。

在鄉村研究論爭中，後生產主義的特質是基於相對於生產主義的特質，例如Bergstrom（2002）認為後生產主義時代可以被特徵化為像是商品價值一樣，對於土地有更多樣化的經濟行為與態度，以及舒適性價值（amenity values）。在這些論爭中，傾向於將後生產主義歸類為一些面向，Ilbery and Bowler（1998）, Wilson（2001）,以及Evans et al.,（2002）皆對其做特徵性之描述，整理如下表:

後生產主義的特徵化描述
學者
理論描述
Ilbery and Bowler (1998)
已知特性：
1. 農田產出的減量
2. 國家補貼的撤回
3. 在越益競爭的國際市場中的食物生產
4. 對農業作更多的環境管制
三個變化的兩極面向（與生產主義的對立面）：

1. 從強化性到可伸展性（from intensification to extensification）

2. 從集約到分散（from concentration to dispersion）

3. 從專業化到多樣化（from special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Wilson (2001)
與生產主義對立的七個面向：
1. 意識型態
2. 行動者
3. 糧食機制
4. 農業生產
5. 農業政策
6. 耕作技巧
7. 環境衝擊
Evans et al., (2002)
五個類別：
1. 在食物生產上從量轉為質
2. 農田上的多樣化與農田外的工作越來越多
3. 透過農業環境政策來延伸與促進永續耕作
4. 生產型態的分散化
5. 環境管制與政府對農業支援的重組
資料來源：Ilbery and Bowler（1998）, Wilson（2001）, Evans et al.,（2002）

在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後生產主義的一些重要思維，第一，在食物生產的型態上有所轉變；第二，對於農地的角色也慢慢從單一專業化到多樣化；第三，漸漸強調環境管制與生態永續性的農業政策。是以，在這樣的思維下，我們應該要思考在整個農地與鄉村土地使用的規劃上，也應該要納入這樣的思維。
歐洲亦制訂了歐洲鄉村憲章草案，這個歐洲鄉村憲章草案對於鄉村發展的主要定位為：（1）改善歐洲鄉村生活與工作的環境，促進歐洲經濟與社會的進步。（2）提出新的鄉村發展行動架構（new action framework）以平衡歐洲都市的發展，其中，農業部門應採取永續資源管理政策，在傳統功能外，賦予農業新的任務，如自然與景觀保護，提供工業與能源部門所需的再生原料，及推廣鄉村旅遊與休閒活動。（3）界定鄉村發展政策的實施原則，包括提升農業部門活力、創造健康的生活環境、增加鄉村經濟活動的吸引力、開發鄉村人力資本。
近年來，許多國家對於鄉村政策的本質、內容與管理的研究上有很大的轉變，這些轉變可在政策聚焦與治理結構的調整兩方面來觀察，特別是以下六個面向（Pezzini, 2001）：
(一)從補貼到策略投資
政府以往對於鄉村的農業發展多採取實質的補貼政策，但長期的補貼政策對於農村生活改善不具關鍵之影響，因此在政策方法上也漸漸由補貼衰頹的部門轉移到以策略性投資為基礎來發展新活動。
（二）關注準公共財與地方結構基礎條件（framework conditions）
除了鄉村公共設施的興建與維護之外，更需關注鄉村當地的準公共設施或是間接支援機構的地方結構基礎條件，例如路樹串連之綠廊形成交通運輸與農田的生態緩衝區、微氣候變化；或是廟宇空間的文化意象塑造等，進一步去強化地方意識凝聚。
（三）地方獨特性的聚焦
找尋地方獨特性已經是目前當地政府所積極推動的事務，這樣的獨特性可以成為一種新的競爭優勢，以帶動地方發展的契機，如同環境或文化的優適性塑造或是傳統的當地特產等。
（四）從產業部門政策轉變為土地空間政策
在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發展後，農業部門所得佔GDP比例越來越少，而農地轉型再利用所帶來的附加價值開始浮現，因此鄉村發展的政策方向從原本關注在農業部門上漸漸轉移到以土地空間為主，包括協調或是整合各種部門的政策到區域或是地方的層級上。
（五）政策管理的去中心化
透過配套設計將政策順利的在這些層級上運行，也意味著行政部門需要去中心化做更有效的政策管理。
（六）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強化
強化公部門、私部門及自願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來發展及執行地方或是區域的政策。透過民眾參與這樣的機制，使得鄉村聚落與農地可以 更密切的結合進行規劃與發展。

綜上所述，從過去台灣城市與鄉村之關係，可明確劃分界線，這來自於傳統農業與都市產業結構即為不同，城市和鄉村領域界線明顯，但隨著農業發展衰減，工商發展興起，農村傾向都市的吸引能力，造就都市與鄉村連接關係，大城市的傳播，創造退休人口移民擴散到農村地區，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助於鄉村的發展，使鄉村地區重新具有競爭性，這關鍵起因於都市和鄉村的活動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造就都市和鄉村相互糾纏。
然而，以往鄉村發展多側重於硬體設施之建設，但後來發現硬體設施之提供雖然與鄉村興衰有相關性，但卻無法解釋為何部分透入資源的鄉村，卻無法藉由資源提供活絡，因此，現今鄉村發展著重於軟性資本，強調區域制度整合、網絡及社會資本等，藉以強調鄉村內部及外部行動者的互動關係，對於鄉村發展成功模式之建構有相當程度之關係。現在鄉村發展朝向更大量的多樣化經營方式，但問題是在生產和轉變過程中的到處存在的規模經濟，如何透過鄉村轉型發展模式之建構，解決鄉村轉型之問題，正是受到過去大規模生產的台灣鄉村所需面對的重要議題。而此相關研究中多顯示現今鄉村需朝向多樣化經營為導向，促進鄉村轉型發展，以利鄉村再生復育。

參考文獻：

Cloke, Paul. 2000. “Rural.” In R. J. Johnson, G. Pratt, D. Gregory, and M. Watts eds.,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th ed. Oxford: Blackwell.

Singh, K. (1999) Rural Development: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second editi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Masden, T. (1995). “Beyond Agriculture? Regulating the New Rural Spac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1: 285-96. Marsden, T. (1998). “New Rural Territories: Regulating the Differentiated Rural Spac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4: 107-17.

Wilson, G.A., 2004. The Australian Landcare movement: towards ‘postproductivist’rur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 461–484.

Kristensen, L., 2001. Agricultural change in Denmark between 1982 and 1989: the appearance of post-productivism in farming? Geografisk Tidsskrift, 101, 77–86.

Kristensen, L.S., Thenali, C., Kristensen, S.P., 2004. Landscape changes in agrarian landscapes in the 1990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farmed landscape.A case study from Jutland, Denma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71, 231–244.

Hoggart, K., Paniagua, A., 2001.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pai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7, 63–80.

Argent, N., 2002. From pillar to post? In search of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Geographer, 33, 97–114.

Holmes, J., 2002.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Australia’s rangelands: a postproductivist transition with a differ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7, 362–384.

Bergstrom, J., 2002. Postproductivism and rural land values. In: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Land Use Conflicts and Problems, Orlando, FL.

Ilbery, B., Bowler, I., 1998.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In: Ilbery, B. (Ed.),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Longman, Harlow.

Wilson, G.A., 2001.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y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6, 77–102.

Evans, N., Morris, C., Winter, M., 2002. Conceptualizing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post-productivism as the new orthodox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 313–332.

Pezzini,M. (2001) Rural policy lessons from OEC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4(1): 134-145.

Isserman A. M.(2001)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Rural America In The Nex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4, 1: 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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